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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万彩票平台|五百万彩票官网_Welcome清华北大有什么著名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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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名湖,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位于校园中北部。形状呈U形。湖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个石舫。湖南岸上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东岸有博雅塔。是北京大学的标志景观之一。

  博雅塔,是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建筑杰作。博雅塔位于未名湖东南的小丘上,是仿造通州燃灯佛舍利塔、取辽代密檐砖塔样式建造的。它原是校园供水水塔,其独具匠心的设计构思,乃燕园构建的神来之笔。

  清华大学自清亭原名“迤东亭”,在工字厅东墙外的土山上。1978年改名“自清亭”以纪念朱自清先生。“自清亭”匾额由当代著名书法家、原清华大学书法协会会长、北京清美珑琥艺术馆副馆长金德年教授题写。

  清华学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校园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

  水木清华是北京清华园中的景点,位于清华大学工字厅的北侧。水木清华被称作清华园“园中之园”。 水木清华的主体景观是工字厅后面的一个荷塘,荷塘之畔垂杨山水之中掩映着一幢秀雅的古建筑,常与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相比。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属于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当时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并开设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唐国安(1858年-1913年)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他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曾任上海约翰书院教席,上海《南方报》编辑、主笔。1911年4月清华学堂正式成立,唐国安被任命为副监督,转年5月又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10月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被外交部任命为清华第一任校长。

  北京大学的西校门是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大学之前,燕京大学主校门。校门两侧有两头石狮。这座校门是由燕京大学校友捐资修建,故而又称之为校友门。燕京大学有着众多杰出校友,其中包括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黄昆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著名医学家吴阶平院士等等。历史上的燕大至今仍是北京大学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今天的北大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大西门上面挂有北大校友,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同志亲自为北京大学书写的校名,他所书“北京大学”四个字苍劲有力,气势雄浑。今天这座北大西校门仍然是北大师生进出北大的重要通道之一,它所正对着的是蔚秀园北大教工宿舍区;而每到节假日全国乃至全世界慕北大之名而来的人民常常在这里驻足留影,做为他们来到北京大学的存照。今天,北大西门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博雅塔,是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建筑杰作。它在未名湖中的倩影深印在北大莘莘学子的心中。博雅塔位于未名湖东南的小丘上,是仿通州燃灯古塔、取辽代密檐砖塔样式建造的。它原是校园供水水塔,其独具匠心的设计构思,乃燕园构建的神来之笔。

  巍峨的博雅塔和它周围的松柏以及波光荡漾的未名湖构成燕园的一大景观。由于建筑位置的巧妙,在北大内外,从梁柱、古树之间,时见它的身影,更增几分秀丽神奇。博雅塔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站在湖畔,纵观着风云变幻,那紧锁的塔门,就像这位老人紧闭的心扉,包含着人生的悠悠岁月。

  未名湖之于北大的意义,似乎汉唐之于中国一样,除了它本身所固有的美丽之外,更多的已经凝结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未名湖是北大的灵魂,作为一种表征北大的意象而深入人们的脑海之中。

  未名湖很静。她安然地躺在燕园之中,周围起伏的地势与湖岸交接形成的流畅的线条,将未名湖勾勒得如同一块温润的软玉。湖畔杨柳依依、曲径通幽,则使她显得更加淡泊宁静。

  未名湖被未名北路和未名南路合抱,沿北路东去,漫步湖边,可以体验到未名湖美丽的神韵。风过无痕,水面上却泛起粼粼波光,湖周围树木葱茏,春天鹅黄、夏日浓密、秋季金黄灿烂,季季各有不同,但未名湖的神韵却不会变。到了冬季,未名湖上坚冰成型,湖面上就是滑冰人的天下了。每天下午,无数校内校外的滑冰爱好者齐聚湖面,偶尔会排成长队,也间或会撞成一团,一时间欢笑声、尖叫声齐齐响起,那青春飞扬的景象,哪还有半点冬日的寒意。

  静园草坪是目前燕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坪。春秋时节,和风煦日,这里是很好的休闲之地。同时,它还是北大师生们一个重要的课余活动场所,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文艺晚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有一名北大学生这样写道:“这里曾经是高晓松那帮拿把破吉它到北大糊弄小女生的主儿极尽能事的舞台,更是我们北大人读书休憩的好地方。很多北大的情侣相识、相约、相恋在东草坪,他们对这块草地的感情更深厚。”

  来到燕园的人们,一定不会错过钟亭――那个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的小小的六角亭。之所以说不会错过,是因为小土山的位置极佳,北面临湖,正对着北大人极为熟悉的翻尾石鱼;南面土山脚下就是乾隆诗碑,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蔡元培像与乾隆诗碑中间夹着一条小径,小径通向湖边。

  钟亭,有钟有亭。亭――圆顶六角,上有彩绘;钟――古色古香,下端铸成八瓣荷花状,像姑娘们穿的裙子。钟体下部雕刻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和从海面喷薄而出的旭日。钟体上部是十二对腾舞滚动的蛟龙戏珠。两条粗壮的青龙铰连成的钟耳悬挂在亭顶的一条横木上。此外,钟体上刻有八卦的图案,还有满汉两种文字写着:“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按此日期算来,从大清国丙申年,即1896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钟竟比“京师大学堂”诞生得还早些!

  勺园的历史比北大还长,这里曾是明代著名书法家米万钟的府第。清乾隆年间,改名为弘雅园,是英王二世的使者马戈尔尼居住的地方。因此,勺园也成为中国最早接待外国使团的食宿场所。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巧合,现在的勺园是留学生居住的地方。

  此外,每年还会有很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优秀成果颁奖会、科研管理培训会以及数不清的小型学术交流会在勺园举行,参加会议的学者们都把这里当作人生旅程中一座温馨的驿站。勺园,也因此成了北大对外的一个窗口。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年组织光复会,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1927年间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同志曾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铜像是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母校的,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

  鸣鹤园位于北大西门内北侧,这里就是当年被誉为京西五大邸园之一的鸣鹤园的遗址。

  鸣鹤园与北大的另一座古园林镜春园,原本同属春熙园,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赐予驾前宠臣和?为园,成为淑春园的一部分。后至嘉庆七年,将淑春园一分为二,东部较小园区赏赐给嘉庆四女庄静公主,名曰“镜春园”;而西部较大园区则赏赐给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即为鸣鹤园,俗称老五爷园。园主绵愉是晚清政局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为道光、咸丰皇帝所倚重,曾与增格林沁一起过天平天国北伐军。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始建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新型图书馆之一,辛亥革命之后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当时的革命活动中心之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图书馆随北京大学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1975年,在校园中心地带建成一座新馆,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馆舍条件最好的图书馆。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博士捐资兴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落成。新馆于1998年底投入使用,新旧馆总面积超过51,000平方米,阅览座位4000多个,藏书容量可达650万册,规模上成为亚洲高校第一大馆。

  二校门是第二个学校校大门的简称,特指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门楣上书刻有清末大学士那桐的手迹清华园三个大字。二校门是为清华园内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因此,常被人们认为是清华大学的象征。

  1933年,校园扩建,园墙外移,有了新的大门(即西校门)。此后,这座最早的校门就被称之为二校门。

  春夏秋冬,年年岁岁,时光荏苒,矗立在校园主干道上的二校门,在风雨中,默默见证着清华大学的历史与发展。它不仅仅是清华园的鲜明标志,更是长期以来清华人勤奋求实、荣辱不惊之品格的象征。

  近春园原是清咸丰皇帝的旧居,又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的原址。近春园的前身是康熙是“熙春园”的中心地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近春园内所有房屋被化为灰烬,沦为“荒岛”,前后达一百二十余年。到1979年,荒岛才被修复。近春园景点的核心景观是被一诺大荷塘包围的一座岛,岛上有高低的山丘和树林掩映,岛西南侧有一古式长廊,此岛通过一座汉白玉拱桥与岸边相连。

  水木清华是清华园内最引人入胜的一处胜景,地处工字厅后门外。四时变幻的林山,环珑着一泓秀水,山林之间掩映着两座玲珑典雅的古亭,正额“水木清华”四字,庄美挺秀。“水木清华”四字,出自晋人谢混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正中朱柱上悬有清道光进士,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撰书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所述的引人入胜的景色在近春园一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近春园内所有房屋被化为灰烬,沦为“荒岛”,前后达一百二十余年。1927年仲夏,朱自清教授感于世变,夜不成寐,夤夜走出家门到这一带散步,以其精妙的构思和生花之笔写下名文《荷塘月色》。“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象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是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象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自清亭原名“迤东亭”,在工字厅东墙外的土山上。1978年改名“自清亭”以纪念朱自清先生。朱自清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诗人和散文学家。他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等,至今脍炙人口。因自清亭设于此地,很多人误以为朱先生的《荷塘月色》即亦源于此地,其实不然。《荷塘月色》的“原址是在近春园环池的西北隅。现在近春园东山建有“荷塘月色亭”以资纪念。

  清华学堂在大礼堂大草坪的东南方,属于德国古典风格,是建校初期新建的首批校舍的主体建筑。总面积4650平方米。1925年,学校在此设立“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曾在此任教。

  古月堂建于清道光,与工字厅西院一巷之隔,总建筑面积约670平方米。初建时是园主的专用书房。梁启超、朱自清等都曾在这里居住。现在是学校各总务机关所在地。

  大礼堂坐落于校园西区的中心地带,庄严雄伟,一直被清华师生视为自己坚定、朴实、不屈不挠性格的象征。大礼堂始建于1917年9月,与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合称“四大建筑”。大礼堂位于大草坪的正北端,大礼堂平面呈正十字形,南端为门厅,北端为舞台。礼堂采用古城堡风格的大圆顶,属古罗马的拜占庭风格,四周各堆砌了一块巨大的三角顶楣,十字形的坡顶与最高处的铜面穹顶相辉映。门前四根汉白玉爱奥尼克式(一说科林斯式)石柱约两丈多高,约两人合抱,柱上纵向凹槽若干条,各凹槽的交接棱角上设计了一部分圆面,花篮式柱头以毛莨叶作装饰,形似盛满花草,整体柱型设计规范而细腻,充满生气,属古希腊晚期的科林斯风格。礼堂有三个圆拱形刻有富丽精致浮雕的大铜门嵌在汉白玉的门套之中,白色的门廊和红色的砖墙形成鲜明的对比,门上部的圆拱中有粗细相间的十几根钢条拼接出的图案,在礼堂整个朴素端庄之中又添了一分生动活泼,每个正门上方有一个大型窗户。大礼堂建筑面积约1840平方米,礼堂内有1200个座位。

  图书馆由新馆和旧馆组成。旧馆始建于1916年4月,建成于1919年3月。新馆又叫逸夫馆,由香港邵逸夫先生捐资和国家教委拨款兴建,清华大学关肇业院士设计。新馆与旧馆风格基本一致,浑然一体,又不失自身的时代感,新老图书馆一起成为校园中心区最大的建筑。如何与原有建筑和谐共处,是每一个新建筑都面临的问题,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这一建筑入选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这是来清华大学游览不可错过的八个景点。如果你来到清华园,一定要细细品味他的美。

  很多人生平的第一次骄傲感,是从戴上北大或清华的校徽开始的。这种骄傲感使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往往在几十年沧桑之后,依然自称“北大人”或“清华人”――以缅怀那个留住他们黄金岁月的地方。

  清华人挺起坚实的胸脯说:在两校无数次的对抗赛中,你们赢过几回?北大人则斜倚着门框以唇相讥:你连跑步都喊着号子,没有比你们更乏味的人了。

  这是北大人文主义和清华科学精神的对话,也是追求自由和遵守纪律的对话,更是传统之花与今日之果的对话。我们从中明晰地看到中国人的两副面孔、两种精神。诚然,他们都是巨人。

  在弹吉它唱歌的日子里,北大图书馆草坪的夏夜是最令人难忘的。但往往是清华来的吉它手最终坐在了草坪的中央,因为他们技高一畴。北大学生弹琴在于娱乐和表达,清华人则更在乎技法而于此道痛下功夫。

  有一次,一个北大女生去清华的舞会跳舞,一个清华男生请了她。正跳着,那男生突然说:“我记得你来过。”然后准确无误地回忆起那是几月几号,她穿了什么衣服,跳过什么曲子。这女生惊呆了,以至以为他有什么居心,一曲终了就飞逃而去。

  这故事在北大是作为笑话流传的:看看你清华人,高达6比1的男女比例失调竟使得你对我们的女孩记性好到这般地步。

  尽管有些纯朴的清华学生甚至到毕业时都还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但很多“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被清华男生的执着专一打动了芳心。她们造了未名湖畔才子情调的反,在清华人那里找到了更实在的感觉。我们班上第一个结婚生子的女生,就是嫁给了一个清华人。他们今天正在新大陆上过着或甜或苦的日子。而我们班上的许多男生,至今还处于“光荣孤立”的状态,经常啸聚于通宵的饮酒或牌局中。

  这两所大学的情形,颇类似于英国剑桥和牛津。剑桥在两校间著名的传统划船比赛中几乎很少占到上风,但他们依然可以嘲笑牛津的绅士们:你们懂得什么叫浪漫吗?

  “你们有未名湖吗?”北大人常以此耻笑清华的书呆子们,但这也正是清华人看不起北大才子的理由:未名湖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能淹死诗人还能干什么?

  这种争吵持续了几十年,并且还将由新一代北大人和清华人持续下去,因为他们都对两校彼此间截然不同的传统和精神充满信心。

  虽然是北大人而不是清华人最早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身上却似乎一直保持着中国原生传统的一些特质。换句话说,北大人由于对酒和女生不能忘怀的情调,而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就连他们无数次试图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其特征似乎更象大学生请愿和“公车上书”精神的延续。这种文人士大夫气,从每天扶杖徐行于未名湖畔的老先生们的背影中就一目了然了。在年轻学子倾慕的目光里,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和爱的化身。以至一位校园歌手仅用一句就唱出了全部的意境:“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与北大流淌的文人气相反,清华则以其理工科学院的特点,把现代文明追求精确重实干的精神表露无余。这无疑是一群最具朝气的人。每次我走进清华的大门,都会感到仿佛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在向外弥漫着精力和斗志。与北大人悠闲甚至显懒散的脚步不同,清华人更象一张拉满的弓,他们步伐更迅速,眼神更坚定,表情更肃穆。

  北大以其人文精神,很自然称为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的精神领袖。几乎在每一个需要学生们挺身而出的历史时刻,各高校都会首先把目光投向北大:你们打算怎么办?

  清华则显得默默无闻得多。明确的纪律感和使命感赋予了清华人一种“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品质。即使在最躁动的日子里,仍有不少清华学生可以踏踏实实地把自习上到熄灯,然后上床倒头便睡。这在北大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游离于焦点之外的人,至少会成为同伴嘲笑的对象。

  以北大传统中著名的宽容,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清华人更接近一个自我中心者,在学生时代社会参与意识相对淡漠。不用督导,他们知道目前他们应该多读书而少去分心劳神。他们更象一些苦修者,他们清楚他们还缺乏干预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手段,他们在有意识地为将来的一飞冲天积蓄力量。

  这种不近人情的沉默使他们变成一些“怪人”,可谁若是因此而轻视或嘲笑他们将大错特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群学理工的人,后来成为更优秀的管理者和行政官,并且有望升迁到更高的决策层。而北大人,则在短暂地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后,更多地是以布衣的身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终了一生。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设(议)者,则永远带着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是北大人天生的抗拒做官吗?不是。是过早的爆发使他们在走到青春的顶点之前就耗尽了心灵的动能,甚至未老先衰。这是北大人至死不悟的悲剧,而他们却往往更愿意将其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人们的偏见。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的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来自未名湖畔的吟唱使他们更醉心于体味某种轻愁薄怨的情调,然后纵情于诗酒之间。而清华人在科学与自律的外表下则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他们从来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会选择在最适当的时机做全力一搏。读书时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入世精神。设想若他们象北大人一样,在读书时就时刻准备着拍案而起,那么他们未来的身影则很有可能与潦倒的教书匠或卑微的科员形象重合。那时,他们可能会在酒后大骂清华害人不浅。而北大人虽以这种普遍不得志的处境,却对自己的母校无怨无悔,甚至以其为终生精神的圣地和灵魂的归宿,北大实在有其独特的迷人之处。

  北大这种魅力的核心,就是告诉她的孩子们:你是一个人!你要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这也许注定了你苦难的命运,但你应该以此为傲。因为你是众生的俯瞰者,虽然不是救世主。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于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群体合作的精神。读书时,他们常常以这种精神在体育馆对抗中把北大的散兵游勇打得落花流水;走上社会后,他们也是以这种精神互相提携,一荣共荣。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象雅典,而清华则象斯巴达。我常想,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是清华人来写,北大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以上不过是一种不太恰当的比喻。

  北大的历史比清华的更长些,但北大人从来没有学会经纶世务,从来没有养成更深的城府。若以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作比,则北大是青年,清华是中年。青年人的敏锐中往往会有盲动和偏执的成分,有走上歧途之忧;中年人的务实往往会流于刻板,有只顾眼前而陷入僵化之虑。只有北大精神与清华精神的结合,才更接近于完善。

  当北大人徘徊于月下未名湖的时候,当清华人鼓着腮帮子奔向球场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中国人的两副面孔:追求娴静的心灵和追求刻苦的劳作。这两种特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过去甚至未来,以致我愿意把这两者互容共存的关系用孔子的一句话来作比喻:“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在于:西方人在精神上都已太理性太科学化了,以致连他们自己都有一种走进了死胡同的困惑。所以北大源于中国传统的这种风范和魅力,也许要在将来,人们才能认识到其价值和影响,甚至要高于她曾经首倡的一些最明确无误的精神和教义。

  传统中国人的精髓,除了已溶入我们血液中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很多已渐渐死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了,只有在象北大这样少数的一些地方,还活着。这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清华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没有沉甸甸的过去,所以他无忧无虑地轻装上阵。他所爆发出来的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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